7月29日,中共中央同時公佈了兩個消息:周永康被立案審查,十八屆租房子四中全會將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”。
   十八大以來,中央強調“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”,以猛藥去痾、重典治亂的決心,以刮骨療毒、壯士斷腕的勇氣,打出一系列反腐“組合拳”。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,標志著一個反腐新時代的到來……7月29日,中共中央同時公佈了兩個消息:周永康被立案審查,十八屆四中全會將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威剛記憶體”。兩個消息,可謂一破一立,前者大快人心,後者使人備受鼓舞。
   新華社評論認為,對周永康的立案審查,再次證明在社會主義中國,不存在制度籠子之外的權力,也決不允許有黨紀國法之外的黨員。誰都不要心存僥幸,計算“不出事”的概率;誰都不能藐視法紀,固態硬碟存有進了“保險箱”的幻覺。
   十八大以來,中央強調“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”,以猛藥去痾、重典治亂的決心,以刮骨療毒、壯士斷腕的勇氣,打出一系列反腐“組合拳”。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,標志著一個反腐新時代的到來,在這裡,堅新竹買房決反腐不是權宜之計,而是戰略任務;建設廉潔政治,只有進行時,沒有完成時,而最終目標是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”。
  寒門逆襲因usb貪成黃粱一夢
  ■華商報記者 劉斌
   在當代官場,寒門子弟的官場逆襲並不少見。這些來自底層草根的官員,一路艱難走上來,對民間疾苦有切膚之感,理應更能面對民眾的訴求和願望。然而,他們中的一些人,在這個社會轉型期間,面對利益誘惑,加之缺乏必要的制度約束,迷失了自己
   4月,微寒。山東威海和煙臺接壤處的曲水村。清晨,80歲的老人宋吉彬,坐在自家的門檻上抽了一鍋旱煙。在宋吉彬的記憶中,侄子宋林,也就是此前落馬的華潤集團董事長,依然還是那個只有7歲的孩子,帶著怯生生的模樣。
   那一年,哥哥曾將兒子宋林從濟南送到曲水村老家照顧,待了三年。自從十餘年前當官後,宋林再也不是當年那個需要照顧的孩子了,每次回家探親,都被一大堆官員簇擁著,只客套地在三叔家待上十來分鐘。
   4月17日,宋林因涉嫌貪腐被中紀委帶走調查,次日消息就傳到了曲水村,宋吉彬拄著一根用粗樹枝做成的拐杖,站在家徒四壁的屋裡,看著至今保存在紅色相框中的宋林相片,獃立良久,無話可說。
   當天,他和家人整理了一袋病歷本,準備背到濟南上訪,“過去新農合報銷一病一報,現在一年一報,我們家做透析的錢周轉不過來了。”宋林的三嬸患有尿毒症,因經濟情況差,已經難以為繼。
  寒門子弟的官場逆襲
   與外界傳言不同,宋林的發跡與家族背景並沒有關係。曲水村多位村民證實,宋家祖上三代都是普通人,沒有任何背景。宋林祖父新中國成立前在地主家做長工,打土豪分田地,後在村大隊擔任幹部。宋父宋吉清1929年出生,後來考上山東文登師範,畢業後留校任教三年,與自己的學生林氏(宋母)結婚,後調任濟南教書。據多位宋家人描述,“文革”前,宋吉清一度是學校重點培養對象,但和許多同齡人一樣,文革毀了他們的人生。宋父精神受到嚴重刺激,平反後非常健忘。2002年,73歲的宋父因病在濟南去世。宋家族人說,宋父一直希望宋林能進入仕途,當個大官。
   宋林沒有辜負父親的願望。2001年,華潤集團旗下的華潤創業股價持續低迷,但那一年是宋林的人生轉折年。當年11月26日,宋林被重用為華潤創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,作為寧高寧的助手謀劃華潤創業的新發展模式。那一年,他才39歲。
   此後,他在華潤系香港6家上市公司中執掌過4家的帥印,2004年起,接替寧高寧擔任華潤集團總經理。2008年5月起,擔任華潤集團董事長,直到最後的倒台。
   在當代官場,農家子弟的官場逆襲並不少見。但這一批人中卻有不少人走上了“貧寒出身,貴人提攜,升遷迅速,倒台迅速”這樣共同的人生之路。無獨有偶,比宋林早些日子落馬的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,也是農家出身,出生於江西樟樹市中洲鄉甘竹村,其父當過村支書。姚木根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全村的榮耀。坐落於村中的青磚琉璃瓦姚家大院,也被拿來激勵村裡的年輕人:“你瞧姚家人,小時候讀書刻苦,現在多有出息!”
   從公開的簡歷看,1976年12月參加工作後,姚木根仕途相當平順。從江西省計劃委員會的基層公務員崗位一路晉升至副省長,“姚善於變通,會打牌能喝酒,幾乎跟每一任領導都能搞好關係。”一位熟悉江西官場的人說。
   在落馬的官員中,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。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、“首長秘書”餘剛、江西省原省委書記蘇榮、山西省原副省長杜善學,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等莫不如此——草根出身,終以腐敗落馬收場。
  一朝為官的“鏡花水月”
   有媒體算了一筆賬,如果按照正常的晉升時間計算,從科員到正廳級幹部大約需要25年。這顯然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公務員,特別是領導幹部群體。文革後,一批官員通過高考改變了命運,又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,或者主政一方,或者領導一個大型國企,或者在政府系統中擔任要職。冀文林、杜善學、宋林等莫不如此。
   姚木根擔任江西省發改委主任後,在老家修建了“姚家”的牌坊,牌坊後面有一棟占地約四百平方米的宅子。然而,姚木根出事卻很突然。3月21日,姚木根正在山東出席一場有關水利方面的全國會議,在會議現場,姚木根被直接帶走。如今,姚家的豪宅依然矗立在家鄉,但人去樓空,只剩下家鄉人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   2013年12月,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秘書長、法制辦主任武志忠,被以貪污罪、受賄罪、挪用公款罪、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、隱瞞境外存款罪,一審判無期,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此前,其子和兒媳也被從加拿大“誘回”,如今父子二人、妻子於慧瓏均被判刑。
   1951年出生的武志忠,從基層辛辛苦苦幾十年,卻在“耳順之年”攜婦將雛鋃鐺入獄,認識他的人都問:你這是何苦來著?
   2014年1月12日深夜,解放軍總後勤部原副部長谷俊山的老家被抄。財新記者報道,各種財物裝了整整四卡車,其中包括兩車軍用專供茅臺、一艘寓意“一帆風順”的大金船、一個金臉盆、一尊純金人像。同時被查抄的還有東白倉村的村支書、谷俊山的小弟谷獻軍(外號谷三)的家。
   人民日報評論員對類似高官貪腐評價說:縱觀一些落馬的貪官,無不是讓貪欲矇蔽了理智,讓權勢淹沒了敬畏,一步步失守法紀的防線,最終走向蛻變腐化、違法犯罪的深淵。這警示每一個黨員幹部,在黨紀國法面前,要心存敬畏,不要心存僥幸。心懷敬畏,才能慎始敬終;警鐘長鳴,才能警笛不響。
  做官等於以200碼的速度“飆車”
   當然,也有一人升天,家族依然貧窮的例子。宋林就是一個,即使後來輝煌了,三叔宋吉彬依然家徒四壁。
   據華潤集團內部人員透露,宋林一直要求公司員工與宋家保持距離,宋家沒能從他那獲得多少好處,村裡也沒能因為宋林的升遷而獲得一個項目,就連給村裡蓋的一座準備給村委會使用的辦公樓,也至今未完工。
   “首長秘書”餘剛,也是一個例外。媒體報道,餘剛一家六口人,除父母之外,還有兩個哥哥,一個妹妹。餘剛小時候,一家人要養一百多頭豬,儘管父母勤儉持家,家裡依舊很貧困。家裡還要供四個兒女讀書,壓力更大。
   因此,要養活四個兒女,光靠養豬還不夠,需要自己種些糧食。見這一家人忙不過來。餘剛的叔叔嬸嬸們便喊上鄰居、廠里的同事,專門去餘家幫忙插秧。大家還會帶上買好的菜,給餘家送去。然而,餘剛“發達”之後,卻極少回家鄉回饋鄉親父老。
   餘輝是餘剛二叔家的女兒。2007年,餘輝的外甥高考成績不理想,但想去北京念大學,為了幫外甥,餘輝去了趟北京。餘輝打電話給餘剛,想約堂弟出來吃個飯。電話那頭,餘剛說沒時間見面。當時餘輝覺著堂弟連自己也不願意見,掛上電話後就哭了。
   就在餘輝決定回家之前,餘剛給堂姐回過來了電話,他說:“大姐你來了很不容易,我抽個時間陪你吃頓飯。”吃飯時,餘輝提到幫外甥的事情,餘剛立即拒絕,說“不可能”。
   對比餘剛,冀文林對家庭的冷漠也讓人唏噓不已。冀文林1966年7月出生,上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,下有一個弟弟,在家中行四。幼年時,正值文革期間忍凍挨餓的艱難歲月,在他步入仕途前,他的成長汲取了這個農村家庭幾乎全部的資源,最後卻倒在了官場高處。
   今年2月,媒體記者到冀文林家鄉採訪時,他的二姐追悔莫及,“早知道他這樣,不如當初讓他在家種地。憑他的腦子在家種地也能過上好好的日子,為啥非當官呢?”
   不論是宋林、餘剛還是冀文林,苦難的童年在他們身居高位後,似乎都成為自己“向上爬”的動力。他們似乎在無情地切割著自己的過去。在親戚的眼中,他們變了,剩下的只是曾經給予村莊的那一抹驕傲。一名江西省政府的離休幹部談及姚木根的落馬,曾不無惋惜地說:“當他個人一句話,可以決定價值上億甚至幾個億項目的生死時,就像飆車飆到200碼,本身就處於危險狀態。”
  他們的圈子
   人們不難發現寒門出身的官員身上的共性:學習好,出身於名校;幹得好,特別是文筆好,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引起了上級的重視;運氣好,得到了貴人的提攜,從此仕途平順一馬平川。
   39歲,宋林就任華潤集團總經理;37歲,餘剛就已經擔任“首長秘書”;36歲,冀文林官至副廳,47歲升至副省;41歲,姚木根升任江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、黨組成員……
   除了“貴人”的提攜之外,他們身上的一個特點是重視“圈子”。某些官員的“圈子”,往往以“人情往來”為由結成利益共同體,逐步演變成弄權、搞錢、玩樂的“圈子”。
   例如姚木根。據一名與姚木根有工作交集的人士透露,姚木根很懂人情世故,業務能力也比較強,他一度成為領導身邊的紅人。有了領導關照,姚的仕途自然一路綠燈。
   這名人士介紹,1998年時,姚木根還在省發改委當處長,從處長到發改委主任,需要過很多關卡。但因為有人賞識姚木根,他得以走捷徑,抄近道。從發改委調到省政府辦公廳,5年時間就從正處混到正廳。到了2007年,他又到發改委擔任主任。2011年,他從發改委主任升任副省長。
   冀文林也很看重圈子,喜歡把與自己交往的人分進不同的圈子,區別對待。冀文林身邊的人說,就連常年與其接觸的記者,他也會根據是否是央媒,是否是黨員區分對待。達到前兩者標準的可以進冀文林的辦公室,不達標的一律在辦公室旁邊的小房間接待。
   貴州原省委常委、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,在職期間也愛搞小圈子,“進入他圈子的人,往往破格提拔,哪怕上面有不同意見,他都會努力爭取,甚至找機會為此人創造政績;沒進他圈子的人,就是不用。”
  他們為何一個個迷失了自己
   應該說,當下處於仕途高端的這一批官員,大多五六十歲,正是所謂“生在新中國,長在紅旗下”的一代。新中國的建立,歷次政治運動幾乎徹底摧毀了既往時代里的貴族與平民、有產者和無產者、官宦子弟和草根子弟之間的大多數差別,大家唱著同樣的歌,穿著相似的衣服,沿著同樣的道路——上山下鄉求學入黨——艱難向上游動。
   實際上,這些來自底層草根的官員,一路艱難走上來,知道世事艱難,對民間疾苦有切膚之感,應更能夠直面民眾的訴求和願望,如果能好好利用自身特點,未嘗不能做出一番利國利民的大事來。可惜在整個社會轉型期間,面對巨大的誘惑,再加上缺乏必要的制度約束,一個個迷失了自己。
  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看來,一個個寒門子弟最終泯滅善良,走上貪腐之路,是在各種誘惑中無法獨善其身。“你不和別人同流合污,就進不了別人的圈子。進去了,仕途平穩、提拔重用;進不了,那你可能就有升不了官的風險。”竹立家說。
   更大的社會背景是,中國目前的腐敗與發展階段,表現為地方官員控制上級權力,化解上級權力,引入資本保持發展,這個過程中官員如果沒有遠大理想,就很可能貪腐。而此前的官場心態風氣,某種程度上更是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。
   7月29日,人民網發表評論稱:有些幹部因患“精緻功利主義”症,在仕途上滋生了“公恩私報”心理和行為:或認同“靠組織不如找靠山”,對“有用領導”施以感情投資,以求有朝一日可得回報;或以為靠工作不如“跟對人”,用“會來事”與上級套近乎,以圖關鍵時有“高人”助力;信奉靠本事不如尋門路,憑投機取巧換取領導信任,以便為升遷開綠燈。凡此種種,皆把選人用人視為個人之間的投桃報李,一旦“報李”者相助遂願,“投桃”者便領情報答,把組織“公恩”異化為私人“恩典”。
   偶然之中,總是潛藏著必然。勵志版的崛起,變異成人性對苦難報複式的扭曲,眾多寒門崛起的官員一一落馬,成為反腐進程中的一道特殊風景。(註:本文部分資料引用自《新京報》、澎湃新聞等)  (原標題:反腐新時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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