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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7月29日，中共中央同時公佈了兩個消息：周永康被立案審查，十八屆租房子四中全會將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”。
　　 十八大以來，中央強調“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”，以猛藥去痾、重典治亂的決心，以刮骨療毒、壯士斷腕的勇氣，打出一系列反腐“組合拳”。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，標志著一個反腐新時代的到來……7月29日，中共中央同時公佈了兩個消息：周永康被立案審查，十八屆四中全會將“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威剛記憶體”。兩個消息，可謂一破一立，前者大快人心，後者使人備受鼓舞。
　　 新華社評論認為，對周永康的立案審查，再次證明在社會主義中國，不存在制度籠子之外的權力，也決不允許有黨紀國法之外的黨員。誰都不要心存僥幸，計算“不出事”的概率；誰都不能藐視法紀，固態硬碟存有進了“保險箱”的幻覺。
　　 十八大以來，中央強調“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”，以猛藥去痾、重典治亂的決心，以刮骨療毒、壯士斷腕的勇氣，打出一系列反腐“組合拳”。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，標志著一個反腐新時代的到來，在這裡，堅新竹買房決反腐不是權宜之計，而是戰略任務；建設廉潔政治，只有進行時，沒有完成時，而最終目標是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”。
　　寒門逆襲因usb貪成黃粱一夢
　　■華商報記者 劉斌
　　 在當代官場，寒門子弟的官場逆襲並不少見。這些來自底層草根的官員，一路艱難走上來，對民間疾苦有切膚之感，理應更能面對民眾的訴求和願望。然而，他們中的一些人，在這個社會轉型期間，面對利益誘惑，加之缺乏必要的制度約束，迷失了自己
　　 4月，微寒。山東威海和煙臺接壤處的曲水村。清晨，80歲的老人宋吉彬，坐在自家的門檻上抽了一鍋旱煙。在宋吉彬的記憶中，侄子宋林，也就是此前落馬的華潤集團董事長，依然還是那個只有7歲的孩子，帶著怯生生的模樣。
　　 那一年，哥哥曾將兒子宋林從濟南送到曲水村老家照顧，待了三年。自從十餘年前當官後，宋林再也不是當年那個需要照顧的孩子了，每次回家探親，都被一大堆官員簇擁著，只客套地在三叔家待上十來分鐘。
　　 4月17日，宋林因涉嫌貪腐被中紀委帶走調查，次日消息就傳到了曲水村，宋吉彬拄著一根用粗樹枝做成的拐杖，站在家徒四壁的屋裡，看著至今保存在紅色相框中的宋林相片，獃立良久，無話可說。
　　 當天，他和家人整理了一袋病歷本，準備背到濟南上訪，“過去新農合報銷一病一報，現在一年一報，我們家做透析的錢周轉不過來了。”宋林的三嬸患有尿毒症，因經濟情況差，已經難以為繼。
　　寒門子弟的官場逆襲
　　 與外界傳言不同，宋林的發跡與家族背景並沒有關係。曲水村多位村民證實，宋家祖上三代都是普通人，沒有任何背景。宋林祖父新中國成立前在地主家做長工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後在村大隊擔任幹部。宋父宋吉清1929年出生，後來考上山東文登師範，畢業後留校任教三年，與自己的學生林氏（宋母）結婚，後調任濟南教書。據多位宋家人描述，“文革”前，宋吉清一度是學校重點培養對象，但和許多同齡人一樣，文革毀了他們的人生。宋父精神受到嚴重刺激，平反後非常健忘。2002年，73歲的宋父因病在濟南去世。宋家族人說，宋父一直希望宋林能進入仕途，當個大官。
　　 宋林沒有辜負父親的願望。2001年，華潤集團旗下的華潤創業股價持續低迷，但那一年是宋林的人生轉折年。當年11月26日，宋林被重用為華潤創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，作為寧高寧的助手謀劃華潤創業的新發展模式。那一年，他才39歲。
　　 此後，他在華潤系香港6家上市公司中執掌過4家的帥印，2004年起，接替寧高寧擔任華潤集團總經理。2008年5月起，擔任華潤集團董事長，直到最後的倒台。
　　 在當代官場，農家子弟的官場逆襲並不少見。但這一批人中卻有不少人走上了“貧寒出身，貴人提攜，升遷迅速，倒台迅速”這樣共同的人生之路。無獨有偶，比宋林早些日子落馬的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，也是農家出身，出生於江西樟樹市中洲鄉甘竹村，其父當過村支書。姚木根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全村的榮耀。坐落於村中的青磚琉璃瓦姚家大院，也被拿來激勵村裡的年輕人：“你瞧姚家人，小時候讀書刻苦，現在多有出息！”
　　 從公開的簡歷看，1976年12月參加工作後，姚木根仕途相當平順。從江西省計劃委員會的基層公務員崗位一路晉升至副省長，“姚善於變通，會打牌能喝酒，幾乎跟每一任領導都能搞好關係。”一位熟悉江西官場的人說。
　　 在落馬的官員中，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。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、“首長秘書”餘剛、江西省原省委書記蘇榮、山西省原副省長杜善學，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等莫不如此——草根出身，終以腐敗落馬收場。
　　一朝為官的“鏡花水月”
　　 有媒體算了一筆賬，如果按照正常的晉升時間計算，從科員到正廳級幹部大約需要25年。這顯然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公務員，特別是領導幹部群體。文革後，一批官員通過高考改變了命運，又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，或者主政一方，或者領導一個大型國企，或者在政府系統中擔任要職。冀文林、杜善學、宋林等莫不如此。
　　 姚木根擔任江西省發改委主任後，在老家修建了“姚家”的牌坊，牌坊後面有一棟占地約四百平方米的宅子。然而，姚木根出事卻很突然。3月21日，姚木根正在山東出席一場有關水利方面的全國會議，在會議現場，姚木根被直接帶走。如今，姚家的豪宅依然矗立在家鄉，但人去樓空，只剩下家鄉人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　　 2013年12月，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秘書長、法制辦主任武志忠，被以貪污罪、受賄罪、挪用公款罪、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、隱瞞境外存款罪，一審判無期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此前，其子和兒媳也被從加拿大“誘回”，如今父子二人、妻子於慧瓏均被判刑。
　　 1951年出生的武志忠，從基層辛辛苦苦幾十年，卻在“耳順之年”攜婦將雛鋃鐺入獄，認識他的人都問：你這是何苦來著？
　　 2014年1月12日深夜，解放軍總後勤部原副部長谷俊山的老家被抄。財新記者報道，各種財物裝了整整四卡車，其中包括兩車軍用專供茅臺、一艘寓意“一帆風順”的大金船、一個金臉盆、一尊純金人像。同時被查抄的還有東白倉村的村支書、谷俊山的小弟谷獻軍（外號谷三）的家。
　　 人民日報評論員對類似高官貪腐評價說：縱觀一些落馬的貪官，無不是讓貪欲矇蔽了理智，讓權勢淹沒了敬畏，一步步失守法紀的防線，最終走向蛻變腐化、違法犯罪的深淵。這警示每一個黨員幹部，在黨紀國法面前，要心存敬畏，不要心存僥幸。心懷敬畏，才能慎始敬終；警鐘長鳴，才能警笛不響。
　　做官等於以200碼的速度“飆車”
　　 當然，也有一人升天，家族依然貧窮的例子。宋林就是一個，即使後來輝煌了，三叔宋吉彬依然家徒四壁。
　　 據華潤集團內部人員透露，宋林一直要求公司員工與宋家保持距離，宋家沒能從他那獲得多少好處，村裡也沒能因為宋林的升遷而獲得一個項目，就連給村裡蓋的一座準備給村委會使用的辦公樓，也至今未完工。
　　 “首長秘書”餘剛，也是一個例外。媒體報道，餘剛一家六口人，除父母之外，還有兩個哥哥，一個妹妹。餘剛小時候，一家人要養一百多頭豬，儘管父母勤儉持家，家裡依舊很貧困。家裡還要供四個兒女讀書，壓力更大。
　　 因此，要養活四個兒女，光靠養豬還不夠，需要自己種些糧食。見這一家人忙不過來。餘剛的叔叔嬸嬸們便喊上鄰居、廠里的同事，專門去餘家幫忙插秧。大家還會帶上買好的菜，給餘家送去。然而，餘剛“發達”之後，卻極少回家鄉回饋鄉親父老。
　　 餘輝是餘剛二叔家的女兒。2007年，餘輝的外甥高考成績不理想，但想去北京念大學，為了幫外甥，餘輝去了趟北京。餘輝打電話給餘剛，想約堂弟出來吃個飯。電話那頭，餘剛說沒時間見面。當時餘輝覺著堂弟連自己也不願意見，掛上電話後就哭了。
　　 就在餘輝決定回家之前，餘剛給堂姐回過來了電話，他說：“大姐你來了很不容易，我抽個時間陪你吃頓飯。”吃飯時，餘輝提到幫外甥的事情，餘剛立即拒絕，說“不可能”。
　　 對比餘剛，冀文林對家庭的冷漠也讓人唏噓不已。冀文林1966年7月出生，上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，下有一個弟弟，在家中行四。幼年時，正值文革期間忍凍挨餓的艱難歲月，在他步入仕途前，他的成長汲取了這個農村家庭幾乎全部的資源，最後卻倒在了官場高處。
　　 今年2月，媒體記者到冀文林家鄉採訪時，他的二姐追悔莫及，“早知道他這樣，不如當初讓他在家種地。憑他的腦子在家種地也能過上好好的日子，為啥非當官呢？”
　　 不論是宋林、餘剛還是冀文林，苦難的童年在他們身居高位後，似乎都成為自己“向上爬”的動力。他們似乎在無情地切割著自己的過去。在親戚的眼中，他們變了，剩下的只是曾經給予村莊的那一抹驕傲。一名江西省政府的離休幹部談及姚木根的落馬，曾不無惋惜地說：“當他個人一句話，可以決定價值上億甚至幾個億項目的生死時，就像飆車飆到200碼，本身就處於危險狀態。”
　　他們的圈子
　　 人們不難發現寒門出身的官員身上的共性：學習好，出身於名校；幹得好，特別是文筆好，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引起了上級的重視；運氣好，得到了貴人的提攜，從此仕途平順一馬平川。
　　 39歲，宋林就任華潤集團總經理；37歲，餘剛就已經擔任“首長秘書”；36歲，冀文林官至副廳，47歲升至副省；41歲，姚木根升任江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、黨組成員……
　　 除了“貴人”的提攜之外，他們身上的一個特點是重視“圈子”。某些官員的“圈子”，往往以“人情往來”為由結成利益共同體，逐步演變成弄權、搞錢、玩樂的“圈子”。
　　 例如姚木根。據一名與姚木根有工作交集的人士透露，姚木根很懂人情世故，業務能力也比較強，他一度成為領導身邊的紅人。有了領導關照，姚的仕途自然一路綠燈。
　　 這名人士介紹，1998年時，姚木根還在省發改委當處長，從處長到發改委主任，需要過很多關卡。但因為有人賞識姚木根，他得以走捷徑，抄近道。從發改委調到省政府辦公廳，5年時間就從正處混到正廳。到了2007年，他又到發改委擔任主任。2011年，他從發改委主任升任副省長。
　　 冀文林也很看重圈子，喜歡把與自己交往的人分進不同的圈子，區別對待。冀文林身邊的人說，就連常年與其接觸的記者，他也會根據是否是央媒，是否是黨員區分對待。達到前兩者標準的可以進冀文林的辦公室，不達標的一律在辦公室旁邊的小房間接待。
　　 貴州原省委常委、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，在職期間也愛搞小圈子，“進入他圈子的人，往往破格提拔，哪怕上面有不同意見，他都會努力爭取，甚至找機會為此人創造政績；沒進他圈子的人，就是不用。”
　　他們為何一個個迷失了自己
　　 應該說，當下處於仕途高端的這一批官員，大多五六十歲，正是所謂“生在新中國，長在紅旗下”的一代。新中國的建立，歷次政治運動幾乎徹底摧毀了既往時代里的貴族與平民、有產者和無產者、官宦子弟和草根子弟之間的大多數差別，大家唱著同樣的歌，穿著相似的衣服，沿著同樣的道路——上山下鄉求學入黨——艱難向上游動。
　　 實際上，這些來自底層草根的官員，一路艱難走上來，知道世事艱難，對民間疾苦有切膚之感，應更能夠直面民眾的訴求和願望，如果能好好利用自身特點，未嘗不能做出一番利國利民的大事來。可惜在整個社會轉型期間，面對巨大的誘惑，再加上缺乏必要的制度約束，一個個迷失了自己。
　　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看來，一個個寒門子弟最終泯滅善良，走上貪腐之路，是在各種誘惑中無法獨善其身。“你不和別人同流合污，就進不了別人的圈子。進去了，仕途平穩、提拔重用；進不了，那你可能就有升不了官的風險。”竹立家說。
　　 更大的社會背景是，中國目前的腐敗與發展階段，表現為地方官員控制上級權力，化解上級權力，引入資本保持發展，這個過程中官員如果沒有遠大理想，就很可能貪腐。而此前的官場心態風氣，某種程度上更是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。
　　 7月29日，人民網發表評論稱：有些幹部因患“精緻功利主義”症，在仕途上滋生了“公恩私報”心理和行為：或認同“靠組織不如找靠山”，對“有用領導”施以感情投資，以求有朝一日可得回報；或以為靠工作不如“跟對人”，用“會來事”與上級套近乎，以圖關鍵時有“高人”助力；信奉靠本事不如尋門路，憑投機取巧換取領導信任，以便為升遷開綠燈。凡此種種，皆把選人用人視為個人之間的投桃報李，一旦“報李”者相助遂願，“投桃”者便領情報答，把組織“公恩”異化為私人“恩典”。
　　 偶然之中，總是潛藏著必然。勵志版的崛起，變異成人性對苦難報複式的扭曲，眾多寒門崛起的官員一一落馬，成為反腐進程中的一道特殊風景。（註：本文部分資料引用自《新京報》、澎湃新聞等）　　（原標題：反腐新時代）